【深圳香港物流】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的中國製度和治理體系

作者:孫存良 教育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國家制度既是人為設計的,也是一定歷史文化基礎上形成的。人創造了文化,同樣,文化也塑造人。不同歷史文化背景下的人,有着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作為規範人的行為方式的規則體系,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具有鮮明的歷史傳承性、文化傳統性。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文中指出:“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一定的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縱觀人類文明史,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是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的。“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文化就是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賴以立足的“水土”。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形成一方制度。中國製度和治理體系,始終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之上,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這深刻指明瞭中國製度和治理體系的先進性、地域性、歷史性、人民性,為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提供了重要依據和支撐。

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區別於其他民族的獨特標識。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創造的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已經深深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盪中站穩腳跟的根基,是中華民族所具有獨特價值體系、民族特性的基因。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各種思想文化,記載了中華民族在長期奮鬥中開展的精神活動、進行的理性思維、創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內容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文化傳統愈是深厚、久遠,對民族的影響愈是深刻、持久。綿延數千年的獨特中華文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鮮明的內在特質、帶有獨特的文化烙印。

中國共產黨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各項制度,內藴着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早在西周時期,當時的統治者就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尚書·五字歌》記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指明瞭人民是邦國的基礎,只有人民安居樂業,邦國才能穩固。春秋戰國時期,我國民本思想進一步發展。儒家把君民關係比作魚水關係。《孔子集註·易者》記載,子曰:“商汝知君之為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子曰:“商知之也”。正是認識到君民關係是魚水關係,孔子強調要“博施於民而能濟眾”“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將君民關係比作舟與水的關係,他在《王制》篇中説:“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左傳·哀公元年》也記載,“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這種民本思想在中國長期歷史中得到不斷髮展。中國共產黨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充分吸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根本宗旨,把羣眾路線作為黨的根本工作路線和生命線,確立了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的各項制度,把人民作為共和國的堅實根基和執政的最大底氣,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藴含着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合”精神。“和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和”是和諧、和平、祥和;“合”是聚合、合作、融合。“和合”精神強調的是和諧而不是無序、合作而不是對抗。在我國先秦時期的“和同之辨”中,西周末期思想家史伯強調,事物只有存在有差別才能發展,“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孔子強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意味着,和諧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衝突;和諧以共生共長,不同以相輔相成。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和合”是產生萬物的基礎,“天地和合,生之大經也”“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和合”精神始終貫穿我國經濟社會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在政治文化領域,“和合”表現為人們處理公共矛盾和問題時要和平理性地溝通、討論,求同存異、兼容幷蓄,以達到合作、共贏的目標。作為一種新型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合”精神,閃爍着中華民族的高超政治智慧。

我國實行的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具有着中國傳統文化中“大一統”思想的底色。早在先秦時期,我國就形成了以炎黃華夏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記載:“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大意是,為什麼先説周文王,再説正月呢?是因為周王確立的正月。為什麼要説周王的正月?是表明大一統,天下都實行王的政令。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實行“書同文,車同軌,量同衡,行同倫”,極大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融合發展。自秦之後的兩千多年,儘管中國也出現過分裂割據的局面,但時間比較短,而國家統一、民族融合是主流。《漢書》所説,“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就是説,大一統政治是全國各地風俗教化相同,九州方圓政令法規貫通。在中華民族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雖然政治制度不斷調整,但其背後藴含的“大一統”思想內核卻始終不滅,這也是中國能夠“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的文化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形成了統一的多民族、擁有13億多人口而又精神上文化上高度團結統一的國家,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

“根本既深實,柯葉自滋繁。”具有深厚中華文化的根基,是中國製度和治理體系能夠不斷髮展完善、具有顯著優勢的重要保證。只有紮根本國土壤、汲取充沛養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如果缺乏中華文化養分的滋養,中國製度和治理體系就難以茁壯成長,更難以發揮出優勢。因此,堅定製度自信,必須堅定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是互為表裏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只有堅定文化自信,才能夯實制度自信的基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堅定文化自信,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與現實文化相融通,使之與中國製度和治理體系相契合,使制度自信藴含更加深厚的文化力量。


(作者:孫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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